序
读徐彦平的诗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它没有主题的限定，也没有语言的忌讳，形式和意象都不稳定。它像野马无缰，到处奔跑，溅一路的水珠，扬一路的飞尘。对于这种放任，徐彦平有很自信的态度。他说：所有的情绪都是诗的理由；他又拿贝壳做譬喻，道是：我不喜欢/可怜的遗物/诗在遗传中陈旧。也许，诗的狂野就是诗人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渴望。
当然，无论怎样狂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激情的源头，它酝酿了诗歌的特质。当我们追寻这种激情并为之感动时，阅读和写作成为时空远隔的合奏。而坦露和诚恳，是这种合奏的基础。
我相信，所有的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首先因为对母爱的感念和追忆。母爱是大地的光明，是善的根源。和母爱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故乡和童年；在母爱无尽的光明中，故乡和童年离我们愈远，它的色泽愈是亮丽。
徐彦平是土家族人，他的家乡在武陵山中，酉水河边，那是风景秀丽而富于神奇传说的地方。世界在大山的外面，母爱照亮了大山里面。很多以后，诗《千手观音》以宗教式的虔敬追念母亲的慈爱：“一千只手/哪一只是属于我的/是我母亲伸出的轻抚/轻抚这已经花白的少年。”诗的诚恳与感动这样单纯而温柔地表述出来，使我们对诗人有了足够的信赖。
走出大山以后徐彦平成为军人。军旅生活养成的品格与气质渗透在诗里，常常呈现为对宏大力量与激烈冲突的喜好；而军人对民族与国家的使命感，借此焕发出英雄主义的光彩。像《暴风雨》：“中华民族的旗帜有多高我飘扬的风力就有多大/中华民族的耻辱有多厚我就有多少洗劫的雨量/我就是暴风雨/站在新世界的广场吹响嘹亮的号角。”徐彦平不是一个喜好政治主题的诗人，这一类诗对他来说，首先是心情。它是阅读近代史的羞辱与军人的豪迈互相冲突，借用一场大自然的暴风雨喷发出来。
1990年复旦中文系开办了一个作家班，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好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汇聚到复旦校园，徐彦平也在其中，我在这个班上一门古代文学的课。后来徐彦平又在复旦管理学院读过硕士与博士课程，完成了他的学位之旅，但人生印痕最深的，还是读作家班的经历吧。那是一群不同寻常的同学，每个人都曾在世间艰难跋涉，不懈地努力；那又是剧烈变迁之后沉闷的日子，于是不断有醉酒，酒后高歌。
这个作家班学业结束至今将近二十年，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但同学间的联络始终没有渙散，这里面有徐彦平的聚合力在起作用。
当然不止是作家班。徐彦平是一个爱惜情谊的人，男人相处时把粗野、放肆，美好理想和大言不惭，一堆说不清楚的情愫统统浸在酒里，变成一种醇厚的温情，这令他着迷。因此，徐彦平的诗写朋友之情，写丧失朋友的悲哀，要比一般诗人多很多。
徐彦平以前有部诗集叫《中国商人》。他的商人生涯已经很长，从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到高山流水集团，又去国外创办经济特区，山回路转，波澜壮阔，其间甘苦，不足与外人道。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商人的生活是最缺乏诗意的。一个商人当然可以写诗，但习惯上他写诗的时候，是离开了商人位置的。所以，不妨认为，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存在“商人禁忌”。那么，用“中国商人”命名诗集，无疑是对这一忌讳的挑衅。
用商人的眼光来写诗，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有的。
如果说文学的根本价值是发现和表现人性，那么金钱正是测验人性最强烈的试剂。人的欲望、局促，得失之间的不安，都会映在黄金之镜上。而经金钱冲刷之后留下的情谊，无论何等残缺，都弥足珍贵。那么，商人自省和旁观，应该有更多的机会理解人性。
《情人们》里有浮华迷醉：“麦浪的尖上/荷的尖上/城市 高楼 裙裾的尖上/像蜻蜓 你们的梦/你们忸忸怩怩走来的臀/挎包垂直敲打的／美丽的臀／自行车的铃声。”在这种轻俏的句子里，说实话，我不知道谁被讽刺了。
但我说的 “商人视野”主要还不是这种类型的诗。在徐彦平各种主题的诗篇中，常常有突兀的意象，我总觉得与商人生活的惊险和了悟有关。他说：“只要有路，就无法走近。”他说：“我污染存在的语言／每一行乐道的赞美中／我污染快乐。”而《山门》一诗则好象是焦躁之后向往一种庄肃的静穆：“前面是一座又一座山门／当我走过无数座山门之后／我便是山门了。”
鲁智深醉打山门是热闹的故事。这个“花和尚”最不耐烦佛家戒律，却是《水浒》故事中最具佛性的人，这个人写得很有味道。我不知道徐彦平写《山门》时，有没想到鲁智深，有没有想到醉打山门的戏文里，鲁智深有一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三十年前徐彦平在复旦中文系读作家班那一阵，是他诗里所说“一文钱也没有”的时代。他喜欢诗，我也喜欢。有时我们随便聊天，我曾提议：你是有能力做实事的人，不妨先做点实事，诗暂且放一放也无碍，诗不怕凉。后来徐彦平去经商，做成不小的局面，诗却一直没有放下。他不能够没有诗。因为，他说，“我永远是小孩”，没有诗生活会干枯。如今把多年的诗作筛选一番，有了这本《徐彦平诗选》，又让我为之作序，我想，这也是我们相识多年很好的一个纪念。
骆玉明
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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