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泉“一降、二调、三结合”治胃病》：
2.润降法历史沿革
脾胃学说源于我国古代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倡于东汉时期张仲景，精于金元时期李东垣，至清代，叶桂分治脾胃，创立胃阴理论，继承并发展了脾胃学说，使其日臻完善。
胃阴理论是脾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润法主要来源于胃阴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有“燥者濡之”的治则，是为后世辨治胃阴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将脾胃分属太阴、阳明二经，脾属太阴，胃属阳明。两者在生理上有脏腑阴阳之别，在病理上亦有寒热虚实之异。太阴病提纲证为脾气虚寒证，治宜温阳健脾，方用四逆汤、理中汤、附子理中汤之类；而阳明为病，多是邪气入里化热，主方多为白虎汤、承气汤之类，渗透着“护胃气而存阴液”的精神。
金元时期补土派大家李杲据“万物负阴而抱阳”，将脾胃再分阴阳，虽说是脾胃合治，但他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其著作《脾胃论》强调脾胃对元气的重要作用，脾升胃降，必以脾气升发为主，脾胃合论，重在于脾，创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等著名方剂，着重于用甘温益气之品，调补内伤杂病过程中之脾胃虚弱，而非针对脾胃本脏腑之病，以至于后世有用治脾之药治胃病之弊。
明代名医缪希雍调护脾胃，在著作《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首倡脾阴之说，其遣方用药不盲用甘温，亦反对滥用苦寒，认为人参、茯苓、山药、扁豆、莲肉、薏苡仁、芡实等为“补脾胃上药”，并创制资生丸、肥儿丸，开甘润清灵之路，对后世脾胃病的治疗影响深远。
至清代，叶天士经长期临床实践，博采诸家学说，其对前人经验推崇而不盲从，在继承基础上大胆创新。指出东垣甘温补益脾胃之法，重脾阳的升发，而轻胃阴的滋养；喜升阳温燥，而恶甘寒益胃之剂。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悟提出“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其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云：“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明确指出脾胃生理病理之不同。治脾可宗东垣甘温升发，治胃则宜甘润通降。强调脾胃分论，重视滋养胃阴，从理论到临证，使胃阴理论不断充实，最终形成体系。
3.润降法发展
当下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多数人所思不遂，忧思烦闷，致肝气郁而化火，或心火亢盛，火热犯胃，灼伤脾阴胃阴；又或者饮食不节，偏嗜烟酒，过食辛辣、煎炸、炙烤食品，热邪积于胃中，胃失濡润，耗伤阴津，都可使脾阴胃阴耗损，治法上既应滋润胃阴，又应通降胃腑，故润降法亦是治疗现代脾胃病的常用治法。
国医大师路志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脾胃提出“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顾润燥，纳化常”十八字诀。其中“顾润燥”之法，指出脾阴乃脾脏之阴津，能够充养脾气，温润脾阳，是运化水湿及水谷精微的必需物质。胃阴是胃中固有的阴液，是腐熟水谷的物质基础，也是胃阳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或动力源泉。提出顾润燥即在强调脾胃温补升发基础上，不忘甘淡濡润，以顺脾胃生理之性，亦是对润降法治疗脾胃病的良好诠释。
沈舒文教授辨治胃病承袭叶天士胃阴理论，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以润为降和胃气的新见解。脾为太阴湿土，其主运化，秉性刚燥，以升为健；胃为阳明燥土，其主受纳，性喜柔润，以润为降。临床中应注重脾与胃燥湿相济，治当滋通并用，滋阴释津，方可和降胃气，转滞为通，正如《医学求是》所谓“胃以阳土而降于阴”，在治疗食管癌、贲门失迟缓证、胃食管反流病、萎缩性胃炎等方面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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