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政治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政治制度。曾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多篇国家治理方面论文，先后主持并参与多项相关国家社科、省部级、市级、校级课题项目。郑安定，法学博士，现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曾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理论月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宁夏党校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参与（第一参与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重点项目一项、先后主持并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比较政治。刘涵，女，山西阳城人，法学博士，现为天津农学院讲师，曾在《国际论坛》、《国际安全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先后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思想政治教育。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制度领域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引导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战略选择，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崭新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因循守旧导致日渐示弱，造成落后挨打的历史局面，为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展开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民探索。
　　首先是“洋务运动”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旗，试图器物救国，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加速了对中国的殖民化进程，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引进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清政府都大力反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最终持续百日的“维新变法”运动以血的代价失败告终。改良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登上历史舞台，尝试建立西方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制”。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推翻了封建旧制度，但是却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制度模式，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命运。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迷茫的中国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先进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两大历史任务，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围绕指向社会主义的制度构建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形成了初步的建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具体制度形态探索，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大程度上还是照搬照抄了苏联的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推进了开放民主的改革举措，积极探索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
　　由于西方世界的敌视与隔阂，“左”的思想在我国日益抬头，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我国制度现代化建设遭遇了挫折。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总结了历史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显著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时代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
　　从中国由盛而衰，又走向复兴的历史路程可以总结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无法走通的，机械照搬别人的制度也是不行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体系。二、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有机统一，是包含治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军、外事等各个方面制度体系的有机整体。
　　具体来看，根本制度是覆盖我们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所有领域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基本制度，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制度。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它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十三个方面。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到人民当家作主；从全面依法治国，到全国一盘棋；从各民族一律平等，到人民在思想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契合国情，既有利于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公平，又有利于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既有利于推进长远规划和长远利益的实现，又有利于保证当下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既有利于人民享有更加真实的人权和自由，又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优势，我们才说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稳定、无论是民生保障还是风险应对、无论是国内民主还是国际合作，中国用一份份傲人的成绩单成功地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追赶，不断超越西方模式，创新自己的道路和制度模式。“中国之制”下的“中国之治”正在不断验证“邓小平预言”。也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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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第一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求
第二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第三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

第二章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现状
第一节 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功之要
第三节 高度重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不足

第三章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第三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第四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章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原则
第一节 系统治理
第二节 依法治理
第三节 综合治理
第四节 源头治理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基本内涵、使命及特征
第三节 新时代的伟大工程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广义政府的中华文化场景
第二节 广义政府政治文化基因的内涵
第三节 广义政府政治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探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政治条件原理
第三节 权力介入市场的中国方案：样态及优势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三节 坚定文化自信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新时代社会治理场景：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
第三节 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一核多元的复合治理
第四节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共享目标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治理
第一节 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释读
第二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启示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
……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领域的治理
第十二章 以“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后记